一场斗殴引发的“胜利门”事件还在不断发酵，这场韩国娱乐圈史上最大风暴已经蔓延至政治、经济、社会等圈层，指向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特权阶层——财阀。

今年初起，一场疑点重重的打架纠纷牵扯出BigBang成员李胜利的夜店性招待事件，曝光了非法赌博、吸毒、偷拍传播性视频、性暴力等违法行为，连带这背后涉及政界和财阀势力也被一层层揭开，成为公众的批判焦点。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听取有关事件报告后，亲下指示要对李胜利夜店事件、已故艺人张紫妍案、韩国高官金学义疑受色情招待事件逐一彻查真相。“如果不能查明发生在社会特权阶层的这些事件的真相，我们就无法谈论正义的社会”，文在寅说道。

政商勾结、特权横行，韩国沉疴难愈的财阀问题又一次进入了大众视野。

韩国财阀是时代的产物。二战后走出战争阴霾的韩国亟需经济独立，在这种危机感下，政府举全国之力，重点扶持部分大型企业，以应对全球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财阀是韩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他们多次担起国家经济转型的重任，在韩国实现压缩式增长，创造汉江奇迹的几十年里功不可没。

但数十年来在政策倾斜的滋养下，这些企业肆意扩张，发展成为了掌控韩国命脉的庞然大物，它们绑架经济，左右政府，让韩国政府和民众深陷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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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于废墟之中

韩国财阀的影响力之大体现在英文中有一个专门的单词‘chaebol’，由韩文直接音译而来，意为‘拥有巨大财富的宗族’。

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朝鲜战争时期，韩国财阀以家族资本为中心的经营和扩张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曾经如日中天的日本家族财阀（zaibatsus）的影响。

二战后，日本旧财阀在美国主导的解体令中式微，韩国财阀则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兴盛之路，在韩国从战后废墟一跃成为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几十年里，这些本土家族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经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成了互相成就的共生关系。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虽然获得了政治独立，但经济却陷入混乱和停滞，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援助。

这一时期韩国的政策重点是发展制糖、面粉、纤维、水泥等进口替代消费性产业，以解决民生问题。当时政府将日本人留下的资产和外国援助资源廉价甚至无偿转让给私营企业，并提供进口许可证、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包括三星、LG在内的一批企业在这个时期里获得了原始资本的累积。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掌握韩国政权后，为了进一步实现经济独立，确立了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政策。

对于缺少自然资源且市场狭小的韩国来说，这是一条与其先天条件十分不匹配的发展道路，政府于是将国家财富和资源高度集中，举全国之力发展石化、钢铁、机械、造船等重化工业，并限制外商投资将国内产业与外部竞争隔离开来。

在政府政策倾斜和金融支持下，韩国财阀在这一时期大举进攻重工业，规模迅速扩张并在短时间里具备了在世界舞台与国外企业竞争的能力。

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财阀们顺应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潮流，重金投资产业升级和科技研发，并且通过并购疯狂扩张，最终发展成如今的庞然大物，影响力更是渗透到社会和政治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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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家，大财阀

对于韩国人来说，财阀已经发展成犹如空气般的存在。

这些参天大树将根茎和枝叶伸及韩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仅三星一家的营收就占韩国GDP超过20%，也难怪《华盛顿邮报》曾经把韩国称作“三星共和国”，说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样东西：死亡、税收和三星。

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Fair Trade Commission）的数据显示，目前韩国有45家企业集团符合财阀的传统定义。但韩国财阀化的特点不仅体现在经济高度依赖财阀，而且在财阀这一形态内部也呈现规模两极分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几家财阀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

三星、现代、LG、SK是韩国财阀之首，仅这四大集团拥有的资产就占国家总资产的26%，销售额占韩国企业总销售额的20%。在股市，2014年时四大财阀在总市值的占比已经上升到接近一半。

三星集团。三星集团成立于1938年，目前是韩国利润最高的财阀。最初它只是一家从事食品贸易的小公司，主要向中国出口水果、干鱼和面条等。在过去的80年里，三星涉足的领域扩张至包括电子、金融、船舶、酒店、医院、娱乐、教育等。其中最大且知名度最高的三星电子，在过去的十年里，三星电子在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达到14%以上。

现代集团。现代集团成立于1947年，当时是一家小型建筑企业，此后迅速发展到在汽车、造船、金融和电子行业拥有数十家子公司。2003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创始人郑周永（Chung Ju-yung）去世后，现代集团经历了拆分重组，将主要力量集中在建设、电子、重工业、汽车、服务业五个领域。目前现代汽车集团是世界第三大汽车制造商，现代重工是世界最大造船公司。

SK集团。上世纪50年代初，崔氏家族收购了在朝鲜战争中被夷为平地的“鲜京织物株式会社”用地，予以重建。如今，这个财阀家族管理着大约80家子公司，主要经营能源、化工、金融、航运、保险和建筑行业。它最为人所知的子公司包括韩国最大的无线运营商SK电信，以及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制造商SK海力士。

LG集团。LG的发展开始于1947年的化学和塑料工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该公司大举投资于消费电子产品、电信网络和家电，以及包括化妆品和家居用品在内的化工业务，旗下拥有81家集团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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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暧昧

财阀对韩国经济实现压缩式增长的奇迹有着不可否认的贡献，但随着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且一次又一次地与各种贪腐丑闻联系在一起，财阀一手遮天所引发的民怨和争议也越来越激烈。

朝鲜战争后，从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到首位女总统朴槿惠，所有总统无一得到善终，这一独特现象被世人称为“青瓦台魔咒”。

或下野流亡、或遭到暗杀、或因腐败罪名锒铛入狱，韩国总统被戏称为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而这很大程度上与财阀和政府之间根深蒂固的暧昧关系传统脱不了干系。

这种政商一体的关系是根植于韩国的发展基因中的。在朴正熙时期，也就是韩国财阀崛起初期，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由于过度依赖军人治国，没有足够时间和环境去完善法治，导致韩国政府内部与财阀之间关系复杂，利益交换严重。

财阀在政治的慷慨庇护下崛起，而随着它们越来越壮大，又反过来裹挟政治，政客们依靠财阀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来竞选，也依赖财阀经济增长来创造政绩，政客和财阀之间相互输送利益、相互支持已成为韩国宪政的后台运作模式。

韩国财阀对政治的渗透之大可从2016年至2017年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中窥见一斑。

当年这场大规模的以权谋私丑闻将韩国公众对财阀的不满带到了一个高峰。朴槿惠出事后，上演了九大财阀被集体调查的一幕，三星、现代汽车、SK、LG、乐天、韩华、韩进、CJ等9名大企业掌门人出席听证会，就权钱交易问题接受国会议员质询。

韩国第一财阀三星集团在这次事件中元气大伤，集团实际控制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指存在贿赂行为，遭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但二审改判两年半，缓刑四年，当庭释放，这也被认为是财阀的又一次胜利，他们总能在法律面前获得优待，入狱也不过是走一个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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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绑架的韩国经济

除了对政商勾结、特权横行的愤怒，财阀经济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均、市场不公现象也是民众日益不满的根源所在，独大的财阀们扼杀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压榨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

韩国过度依赖财阀的模式导致了经济虽然持续增长，但却无法创造就业。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财阀企业营业利润大幅增长54.8%，在全国企业营业利润中的占比达到了40.8%，但由于财阀企业数量仅占韩国企业数量的0.2%，且财阀企业的大部分增长来自半导体等就业创造能力低的企业，这意味着不断膨胀的财阀盈利并不能转化为就业增长。

（财阀企业盈利增速远超其他类型企业 图片来源：HANKYOREH ）

在日经Asia300指数中，韩国财阀的市值在该指数中所有韩国企业市值中的占比高达77%，然而包括财阀在内的韩国大型企业只贡献了该国12%的就业，大部分就业是由这个国家的中小企业创造的。

（图片来源：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韩国财阀集团不仅在纵向上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参与主营业务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所有上下游生产，还横向扩张到没有关联性的业务范围，并形成垄断性影响力，横纵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中小企业排除在外，也限制住了韩国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实力和资本雄厚的财阀企业往往复制中小企业的创新，而不是自己研发或收购中小企业，在这种掠夺性的环境中，提供了韩国大部分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无法成长，要么被财阀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要么成为财阀企业的转包企业为财阀所用，这也导致了过去三十多年里，韩国再没有出现过当代创业成功的神话。

但财阀也并非是全能选手，许多低效率的财阀子公司依靠着集团内部交易和优势资源才得以苟延残喘。比如三星集团众多子公司中，并不是所有的都如三星电子一样成功，三星汽车业务就以失败告终，李在镕此前主导的互联网公司也以失败告终。

此外，财阀本身高负债的发展模式使得这些庞然大物在支撑韩国经济的同时，也绑架了韩国经济，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韩国财阀在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时期，为了保持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同时由于限制外资的政策，偏好债务型融资而非股权融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大多数企业的负债率都居高不下。

高负债模式的脆弱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当时韩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10%以上，为历史最高点，企业平均负债比率超过400%，随着危机来袭，企业盈利恶化，利率和货币冲击加剧了流动性困难。

这场危机“撂倒”了一批财阀，前30家大财阀有半数被迫走上了破产、清算和合并重组的道路。曾经的第二大财阀、作为韩国象征之一的大宇集团也走上破产之路，打破了韩国财阀“大而不倒”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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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财阀开战

1997年金融危机也将韩国政府推向了破产的边缘，被迫向IMF等国际组织和其它国家求助。在IMF援助条件的要求下，韩国实行了一系列财阀改革措施，对金融机构和实体全面去杠杆，改善企业资本及治理结构，开放外商投资等。

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韩国经济注入一股强劲的动力，韩国经济快速走出危机阴霾，1999年GDP增速达到了11.3%，2000年也有8.9%，之后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位居全球前列。

然而根植在韩国经济血脉里的财阀问题并未解决，不平等增长、就业危机以及政商勾结的顽疾成为韩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摆在每一届韩国政府面前的硬骨头。

现在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文在寅身上。2017年5月，文在寅在民众强烈的改革呼声中上台，他承诺破除财阀特权，改善垄断问题。

文在寅在大选中承诺导入集中投票制、多重代表诉讼制、工人推荐理事制，加强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股份义务持有比率，限制子公司之间的资本出资。希望通过这些举措来限制财阀高层权力、提高小股东和工人权力，增加大企业财务透明度。

但文在寅所属的民主党，在国民大会299个议席之中，仅占128席，未达半数，在过去将近两年里，改革推进艰难，文在寅的民意支持率也跌至任内最低水平。

在这次不断发酵的韩国娱乐圈丑闻面前，文在寅在听取有关胜利夜店事件以及张紫妍自杀事件的报告后下达指示表态，要求警方和检方“赌上各自的命运”进行彻查。

这番表态虽然“热血”，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动财阀的地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根深蒂固的财阀体系很难靠一届政府之力就发生改变，财阀对经济、社会的高度渗透，与政治势力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使他们依然展现出“大而不能倒”的强大势力。

而韩国民众对财阀的态度也十分矛盾。尽管舆论对财阀的特权和不公充满了愤怒，但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能进财阀旗下企业工作仍然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毕竟其他企业的平均工资只有财阀的约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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